“目前，美国次贷危机、全球性的商品涨价、不明数量的热钱涌入，如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股‘碰头水’，犹如唐家山堰塞湖。”冯并说。他认为可以借鉴唐家山堰塞湖的处理方式，以相对较小的代价解决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，
冯并说，我国通胀已经开始形成，目前已不是如何遏制的问题，而是如何防止其发展成为可怕的“滞胀”，经济发展一般有四种模式，即高速度、低通胀；高速度、高通胀；低速度、低通胀；低速度、高通胀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一直保持了高速度、低通胀的良好态势。虽然各国统计惯例不尽相同，但都把CPI作为考量通胀的指标，中国以6%、4%作为对发展速度和CPI变化的基本界限，从上半年的统计数据看，CPI的增长已高于4%，说明中国已跨入通胀界限，如果达到两位数增长，则属于高通胀。
通胀因素的集聚、叠加与化解有很多变量，政府可以通过分析变量解决问题。有人认为我国扭曲的价格体系及猪肉、煤炭、电力等供给跟不上，属于内源型的通胀；也有人认为是外源型的通胀，是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。
冯并认为，目前我国属于多元性的通货膨胀，既受了美国次贷危机的“感染”，也有内在的问题。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三大问题可能带来通胀因素的集聚，即美国次贷危机；全球性的商品涨价包括资源性、矿产性、粮食、劳动力成本等造成的成本扭曲；热钱涌入对我国金融带来的压力。由于中国、日本等亚洲国家是此次次贷危机债券海外的最大持有者，占到15%-20%，受的影响将更大。可以看到，次贷危机已经波及亚洲，韩国甚至出现了大量外资撤离的情况，越南、菲律宾、印度、日本等国已面临着严峻挑战。
次贷危机和高油价导致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释放的过程，对中国的影响也逐渐显现。美国市场需求的疲软将影响中国产品出口，特别对于外向型企业而言，可能会带来致命打击；美元贬值，人民币升值的效益逐步降低，出口企业的利润被挤压；美国制造业融资困难，影响在华投资，国内招商引资面临着巨大障碍等。
通货膨胀的释放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，应该做好长期的准备。尽管我国潜在的通胀水平并不低，但和其他国家相比，仍然相对平静，现在，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冷静思考，要沉得住气。其实中国的回旋余地较大，市场广阔，持续发展的惯性十分强劲；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继续存在，外资积极进入餐饮、教育培训以及与网络有关的行业，希望能及时变现；中国的体制和财政政策跟进等将会为通胀的化解提供后盾。冯并表示，企业应该在对宏观经济的观察中寻找自己的位置，加强危机管理，建立人才、财务、品牌、发展战略、决策、社会责任体系。